這是我老闆吩咐我做的一個project，結構、思維有些鬆散，也歪讀了生哥的文章。 本文主要的對象是以沒有接受人文學術訓練的老師看，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領袖和民主意識— 論特首選舉過程的具體資料以及其文化意識 背景 07-12年度特首選舉，曾蔭權以北京口中的『三高』姿態(高提名、高得票、高民望)以649票對123票擊敗梁家傑連任特區行政長官。 雙方自十二月開始進行宣傳工作，曾以『我會做好呢份工(I’ll get the job done)』作宣傳口號，然梁則提出『有得揀先至係老闆』，雙方都積極地在向選委內部拉票聯繫之餘，亦努力向大眾宣傳參選政綱、理念。及後兩人都兩度出席由八大傳媒直播的辯論活動，將民間對選舉關注的熱情推至高潮，梁家傑的『屋村阿伯』故事以及曾蔭權的『有票無票都是老闆』的言論都成為一時佳話。 曾最後成功爭取連任，各主流報章因其政治立場迥異，各自對曾連任也提出不同的評論，但各報章似乎都一致認為，這次選舉改變了香港的特首選舉文化，市民將更關注未來特首候選人的宣傳策略及理念，候選人也不能延續董時代與民間隔絕的態度，必須更積極走向市民，除積極塑造政治領袖的形象，亦要充分展現其豐富的行政經驗，以及對具體政策的充份拳握。 不少報章都興奮地宣示，社會也似乎正向普選的方向進發。 具體事件分析 1) 紛雜的媒體背景 先不要把香港的媒體報導預設成只有數種對立的立場—挺梁/挺曾、挺普選/反普選、反中/親中，這既不符合當前多元豐富的政治光譜，也簡化了當前的權力關係。 報章的編輯內容，除了受其背景影響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九十年代中蘋果日報的出現。 蘇鑰機教授指出，<<蘋果的出現>>帶動了整個傳媒生態的變動。例如報章的內容包羅萬象、報紙雜誌化、娛樂版新聞化、新聞版娛樂化、副刊生活化等。除了蘇氏在文章中描述由<<蘋果>>帶動的報章文化(例如編輯方向商業化大眾化、報章即食化、重視圖像多於文字等)外，傳媒工業的不斷膨脹，令記者的學歷需求不斷下降(到現時為止只要中五畢業就可以成為記者)，直接影響報道內容的質素。 關於各報章的具體背景，文匯、大公兩報在九七以後被批評為『中方喉舌』，主要原因是其中資背景，以致在任何時候也可以和政府建制保持一致：它不只對某政客表示支持，而是對整個中共政權及其政策、舉動都完全支持。另外星島日報和成報近年都被中資購入，以至近年編輯方針也有親中的取態。在特首選舉中，這幾份報章的立場均非常鮮明，即以挺曾抑梁的態度，對選委中某些富爭議的商賈人物如何鴻燊、李嘉誠等人也沒有負面的報道，有關泛民的報道都流於負面，例如大公報以花絮形式揶揄泛民派『小器』。 要注意的是，東方太陽和大公文匯有本質上的不同，以致細分之下，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在政治立場的不同。東方和太陽兩報均不以特首選舉作頭版，和其他報章相比，兩報關於特首的報道和評論所佔篇幅不多，東方日報的『龍門陣』有宋立功、泛民余若薇張超雄等人撰寫較有水準的評論，但也有專業打手如梁立人等評論；太陽報的社評更慘烈，專欄中除了一貫辱罵泛民的市井作風，且對曾也出言調侃，原因當然是東方太陽一直以來的讀者群都是低學歷人士，以及上一輩的中共政權支持者(即『土共』和『維園阿伯』)。東方沒有中資背景，因此和本地商賈和政要也有相當的競爭心理(近年中央才有限地讓東方在國內銷售)，而且東方的流氓式報道語調和馬氏家族的不光彩背景，致使東方的報道立場明顯地比文匯大公激進且市井，有時候是煽情多於理性。 一直被視為『反對派』的蘋果日報的編輯立場近有也有所改動。正如『保皇派』這詞語一樣，『反對派』也不是只有一種立場的。 自從楊懷康成了香港壹傳媒總編輯以後，蘋果日報便成了『經濟自由派』的陣地。『經濟自由派』泛指支持自由市場的人，例如支例領匯私營化、反對最低工資立法等。在特首選舉的報道中，他們明顯支持梁家傑，主要是支持梁在特首辯論中強調的自由經濟概念，『大市場、小政府』。而且更甚的是，蘋果的社論明顯並不完全支持普選，這和我們想像中的『反對派』完全(盲目)支持普選的態度不一，因為自由經濟辯士把『普選』和『民粹』(民粹即是一種社會現象，指大多數人民支持某些非理性的政策，損害了社會公義)扯上關係，他們認為如果一有普選，這樣大多數人民都會支持最低工資，因此其實蘋果日報對普選的立場並非單一地支持。 明報的總編輯張健波近來被懷疑『向左轉』，開始以親中態度報道，但明報一直以來的學術專欄都刊登富學術性的文章，有時不少的學術爭論都在明報出現(近來著名的是許寶強和雷鼎鳴有關最低工資和社會科學學科之爭，之前有陳健民和曾鈺成有關香港是否援引美國民主的問題等)，因此明報專欄都可以保持一貫的學術性，吸引不少有一定教育程度的讀者群。 最後根據南華早報引述外國的傳媒報道，外國媒體如BBC、CNN等都主要強調是次選舉『由中央操控』、『結果是(在中共政府的)預料之中』。近年西方主流媒體的新保守風潮自八十年代列根時代開始，英美傳媒人大多擁抱西式民主政體，亦支持英美向外推銷的『市場經濟』(例如『世界是平的』作者Thomas Friedman本身是雜誌編輯)，在報道香港的特首選舉時，西方媒體普遍著眼於『中央操控選舉結果』，這個不容於美國『民主政體』的核心精神。當然這樣的報道忽略了很多香港作為後殖民空間，在本土發生的種種機遇及問題：例如中央逐漸開明的政治取向，政治取向漸趨多元開放的特區管治班子，在香港言論出位的『土共』老左派，由董時代延續下來的『商人治港』政治，以及更根本的『後殖民主奴文化』、『官僚政治』、『行政吸納』、『精英管治』等殖民根性在香港的無法根除等等，這些都是香港的具體問題，然而西方媒體都沒有主力處理這些(甚至香港傳媒工作者也沒有處理)，這些問題，只能倚靠本港報章偶爾而來的學術文章加以深化及討論。 2) 學者評論 梁文道：親政府政黨的改變 梁文道認為，民建聯等親政府的建制派在口號策略上作了根本的改變：以前他們認為，泛民主派宣揚的民主，會破壞社會和諧，而且他們的民主政策，被指事實上是和外國勢力勾結。所以，以前的親政府給市民一種『反民主』的感覺，而在『民主』作為一種普世性的正面修辭，建制派會因此被市民視為負面的。但現在建制派，包括曾蔭權，甚至北京政府自己，都不斷大講民主，而且不斷展現『比泛民主派更懂得如何實現民主(更準確的說，是普選)』的姿態。因此梁認為建制派把視線轉移，由以前『是否支持民主』的政治議題變成『如何實現民主』的技術問題。 梁一文最後的說『當民主蛻變為一種技術和方法的議題，它就很難再是一個有效的政治坐標了。此時我們需要的將是更深刻的政治想像力，去構思不同以往的民主論述，去鋪架不同以往的政治光譜』是甚麼意思？他認為，以往的民主論述太著重於『普選』等字眼，他批評民主根本還有很多意思：人民權利，人民參與社會規劃，人民監察(港台事件)，公民意識的重視等，這是兩派都沒有提過的。人民有甚麼權利？現在的人民有這些權嗎？誰有權誰沒有權？這些兩派都沒有深刻的討論。『反對清拆天星』是民主還是破壞民主的舉動？政府的政策報告書應不應該少用艱深的技術性詞彚，令沒有專業訓練的市民都明白政策內容(事實是，不少有關城市及土地規劃、環保政策等報告書都十分艱澀，令不少關注社會發展的市民都會受到阻撓)？應不應該讓社會弱勢參與政策研究(例如讓老人、兒童、小數族裔、殘疾人士等參與社區規劃)？這不只是技術問題，而且跟『民主的意涵』有直接關係。泛民一直以為他們的失敗，是因為他們的『普選時間表』寫得比建制派差，梁認為兩者都做得不夠好，因為兩者都沒有深入討論『民主』的本質。 另外，梁亦批評香港社會其實『從不和諧』，社會的權力分配極度懸殊，香港的富商權貴壟斷了香港政治發展的權利。梁以何先生的『白票』論，指出其實最不想民主的，不是政府及建制派，而是一直享有政治特權的本港商賈。本世紀初殖民政府為了更有效管治華人，用以華制華的方法，招攬如何啟等本土士紳富豪進行管治架構中。這種方法一直維持至當今特區管治。梁認為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其中一條重要的難題：重新分配社會權利。這亦暗暗回應了不少親政府報章，認為泛民主派『破壞社會和諧，製造分化』等指控：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土豪政治特權』的問題根本從未解決，矛盾一直存在，『分化』不是製造出來，而是需要被呈現出來。 陳健民：泛民派在政壇博奕重新上路 陳健民教授利用了一次由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作社會學的分析，分析了梁的成功與失敗。陳的視角和梁不同，梁文道以疏理文化意識的態度入手，意欲討論不同民主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陳則以一個策略性的考慮，分析現在大多數市民對『務實理性』的理解和渴求，建議泛民派以後應如何改變自己的政策研究細節，令市民重新拾回對泛民的信心。 陳總結了六點泛民派對民主化的貢獻。這些亦描繪了一幅整體的社會圖像：中央政府、香港政府、泛民派間的關係轉好，三方也願意討論民主發展；特首的參選必須面對大眾，進行廣泛的宣傳和競選；最後曾蔭權願意『玩舖勁』，跟市民作出普選承諾。 然而陳亦十分強調，縱使泛民在民主化進程貢獻良多，他們亦在民意上大敗於曾蔭權，即是：普羅大眾顯然並不接受泛民的選舉表現。陳指出，港人對『理性務實』的理解，是『平衡各社會階層的利益，訂出折衷的社會政策，化解矛盾』，縱使泛民不是在攪社會分化，但他們顯然沒有展現出對弱勢社群以外的關懷，例如在專業人士或中產階級關注的具體經濟政策，泛民有不少錯漏，顯然泛民對社會階級高的人民素求和渴望都未能清楚。因此，陳認為泛民的下一步，就是脫離純粹『為窮苦吶喊』的左派實踐(現在社民連擔當了這社會角色)，進入其他社會階層，和社會不同人士進行對話，學習實際政策制訂操作的技巧。 陳的博奕視角跟梁的價值討論不同，陳視政治為不同社會階層分配利益的談判桌，因此政治領袖的角色，就是要平均各階層利益，令大多數人都滿意；梁則認為政治領袖必須有關懷社會的人文價值，有時如果大多數人的思想有違社會的道德價值(例如窮人是懶人)，則必須挑戰這屬於大多數人的思想。 羅永生：人民擺脫不了殖民心態 如果說梁文道和陳健民屬於積極且大眾化建制改革路線，羅永生對香港文化的批評卻毫不樂觀，但如果我們認真閱讀羅的文章，我們卻把香港的民主發展問題得到更透徹的了解。羅認為，香港根本的問題不是民主時間表進度緩慢，或者某政黨不懂發展民主政策，而是港人反而願意跟著政府的思維走，對民主的反思還停留在殖民時代。他的眼界不是放在曾、梁二人，也不是建制派和泛民派兩大陣營，而是香港市民，香港的大眾。 羅出身於中大社會學系，但對於本港後殖民文化深有研究，刻意探討當下的政府政策以及社會流行的修辭如何展現人民的奴隸本性。例如他文中提及的『曾的務實戰勝梁的願景』，並不表示市民(又可能只是媒體)喜歡務實的政治領袖，而是對民主理念欠缺想像力，盲目依附行政權威，而『盲目依附行政權威而不多想政治』，正正是殖民社會一直遺留下來的意識。 羅認為，一個有領導能力的政治領袖，不應只是對行政政策有深入認識(而且這只屬於行政事務，而有豐富『行政經驗』和有『領導能力』是兩回事)，而是有一種勇氣，追求人民渴求的公義社會，當然這包括對民主的執著和深刻反思。『務實』也從來不是指對行政事務瞭如指掌，務實從來包括『如何將社會理想成為可實踐的政治政策』。但羅強調曾只是一個『反願景』、反理想的人，在曾的世界，領袖的『工作』就只是做行政。 羅強調曾的勝利是突顯了自己的『認命』，因此才令我們感到共鳴。這是甚麼意思？羅認為，曾『認命』但勝利，甚至贏得民意，博得傳媒掌聲，這根本關乎人民對政治領袖的想像問題。人民竟然支持『反願景』、反理想，還把這混淆成『理性務實』，原因是百多年來的殖民統治底下，人民能參與的就只是政府的行政工作，『願景』和『理想』根本離被殖民者(香港人)很遠，因此，只要人民可以做的，就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人民要求政府有願景』都來都只是奢望，甚至想也沒有想過。這種殖民奴性一直延續至當下香港，『香港只是大陸的殖民地』並非指大陸對香港進行再殖民化政策，而是指香港人本身對當今政權的態度，還是和以前對殖民政府的態度一樣，只有行政，沒有願景，『民主』不是香港人自己要爭取的珍寶，而是祈求政府皇恩浩蕩賜予萬民的獎賞。 結語 隨著各民主派人士進入政府建制，如劉細良進入中央政策顧問，政府明顯嘗試吸納更多不同政見的人士進入政府架構，而中央政府亦大大支持國家包括特區推動民主發展。而泛民陣營似乎亦有新的改變：政黨的政治定位越見清晰，公民黨專攻中產知識階層，社民連延續街頭抗爭的政治，令市民除可選擇民主派、前線、職工盟等傳統泛民派之外，也可以嘗試尋求更新的政治空間。但人民必須有一種自覺，就是民主路並不平坦，民主的結果也不是人民從此一勞永逸，『有了普選就不用再擔憂』，反而民主意識來臨之時，則意味人民比以前(即殖民時代)費更多氣力監察和參與政府的政策：人民必須不斷反思過往殖民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政治無力感和政治冷感，『事事交給政府解決』不是賦予政府權力(而香港人民從來也沒有賦予權力的能力)，而是奴隸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主人的屈從。 | 